文化是人类自由的需要，文化市场是自由的扩展和延伸。文化不是今天的发明，是伴随着人类起源而共生的人类精神的组成部分，它来自神不可测的力量的赐予。文化市场也不是今人的构建，而是重新被发现、被利用。文化市场始终伴随着文化的表达与创造，没有市场的文化不存在交流与传播的基础生命。重新发现文化市场的意义不在于让文化驮负更多的经济功能，或者让文化去创造财富。财富本是理想追求中的另外结果，它本身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文化市场的意义与思想市场一样，其本身的号召力在于自身的魅力征服，不仅能自我解释，也会使人信服，还会让人自愿接受或者遵从。任何强制的文化安排都无法构成文化的有效市场，因为它并未立足于自身的魅力征服，借力于权力与资本的强硬资源在思想与文化中没有作用。文化市场的起源本是思想交流的需要，也是自由的要素所在，没有自由的文化表达就无法形成文化的交流市场。文化的真正市场不是器物层面的物质交换，而是对某种普遍有利于生命的文化价值追随与接受的检验，文化市场与经济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只需要内在的秩序与规则，在文化市场前提下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拒绝任何外在化的形态管制，因为它来自精神领域的自由思考与表达。生命的意义和尊严在于有思想的自由，生命的意义还在于有思想表达的能力，文化表达的自由实质在于有表达的通道，文化的表达与接受已经构成了最早的文化市场。有市场的文化都是人类经过历史的经验、判断之后留下的知识财富，没有市场的文化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走进了历史遗忘。

文化的市场本不是为了器物层面的物质交易而构建的，而是在自由的驱动之下进行的生命个体经验的表达与交流，其中包含着人类对于整个世界的感悟和认知。有人类必有文化，有文化必有文化市场，反之亦然。今天对于文化市场的主流描述未能在尊重文化起源的基础对于文化本质进行深入的洞察，而是在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中把文化市场当作一种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市场在今天的描述应该是一种常识性回归，应该被看作是对于文化控制的摆脱。现实权力主导之下的文化是没有市场权利的，文化的市场是对权力控制的消解，这不是时代进步的恩赐，而是一种各归其位的常识。威权体制之下，文化的市场早已被权力的主导意志所埋葬，因为文化市场会给文化传播一个公平的表达机会。真理喜欢公平，权力害怕光明。市场之下的文化表达和交流会澄清某种制度文化的宣传和涂抹，同时也会展示普世价值对于人类生存的普遍意义。权力控制之下的文化不允许有文化的市场存在。它的单向供给是奥威尔笔下的“新话体系”，每个人逐渐适应并学会理直气壮地重复谎言。奥威尔还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意志强加于人的文化在无法理解它的人们那里最容易被接受，这种文化往往是宏大的、虚无飘渺的，或者是极其抽象的，它不允许在市场环境中接受人们的选择与检验。关闭了文化市场的文化造成的结果会成为拉波哀西所说的：“人们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经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

当威权体制的文化管制稍有松动之后，文化的市场会在其天性的作用下重新回到社会，文化市场的重新形成意味着人的基本权利的回归和增长，因为文化表达是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市场的回归可能会使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上，而文化市场的回归会进一步打开思想的大门，使人们重新认识文化的真正面相。安瑟尔谟说：“认识为的是明确信仰。”而实际上认识是为了判断、检验和校正信仰，信仰只有在自由选择时才有意义，权力强制之下的信仰不是信仰。同样的是，权力控制之下的文化没有市场，控制之下的文化市场也不是文化市场。既然文化市场来自人类最原始的自由交流，它的生命源于人类自由的冲动和自由交流与传播的本能和渴望。控制之下的文化市场会进一步削弱文化的意义，会在一种当下意图中去构建市场，也就会在权力格局中控制市场要素，这种控制下的文化市场不是文化表达与交流的需要，而是权力的当下利益需要。